中国古籍经典总览
2026/5/9 3:22:25
一，上古文明之源
河图重合，洛书重分；方圆相藏，阴阳相抱，相互为用。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被誉为"宇宙魔方"，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语出易经《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河，黄河。洛，洛水。河图洛书是远古时代人民按照星象排布出时间、方向和季节的辨别系统。河图1—10数是天地生成数，洛书1—9数是天地变化数，万物有气即有形，有形即有质，有质即有数，有数即有象，气形质数象五要素用河洛八卦图式来模拟表达，它们之间巧妙组合，融于一体，以次建构一个宇宙时空合一，万物生成演化运行模式。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河图洛书和二十八星宿、黄道十二宫对照，它们有着密切联系。《山海经》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植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山海经》共一十八卷，约三万一千字，由主要由《山经》与《海经》两部分组成。《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灵枢》是《素问》不可分割的姊妹篇，内容与之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道”生成了万物，又内涵于万物之中，“道”在物中，物在“道”中，万事万物殊途而同归，都通向了“道”。《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并分为81章。《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之名始于南宋朱熹《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属《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原则等。作品多为语录，但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其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浅近易懂，而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能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 | | |
1 | 学而第一 | 讲“务本”的道理，引导初学者进入“道德之门” |
2 | 为政第二 | 讲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方法 |
3 | 八佾第三 | 记录孔子谈论礼乐 |
4 | 里仁第四 | 讲仁德的道理 |
5 | 公冶长第五 | 讲评价古今人物及其得失 |
6 | 雍也第六 | 记录孔子和弟子们的言行 |
7 | 述而第七 | 记录孔子的容貌和言行 |
8 | 泰伯第八 | 记孔子和曾子的言论及其对古人的评论 |
9 | 子罕第九 | 记录了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和孔子弟子对其师的议论；此外，还记述了孔子的某些活动。重点为孔子的行事风格，提倡和不提倡做的事 |
10 | 乡党第十 | 记录孔子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和生活习惯 |
11 | 先进第十一 | 记录孔子教育言论和对其弟子的评论 |
12 | 颜渊第十二 | 讲孔子教育弟子如何实行仁德，如何为政和处世 |
13 | 子路第十三 | 记录孔子论述为人和为政的道理 |
14 | 宪问第十四 | 记录孔子和其弟子论修身为人之道，以及对古人的评价 |
15 | 卫灵公第十五 | 记录孔子及其弟子在周游列国时的关于仁德治国方面的言论 |
16 | 季氏第十六 | 记孔子论君子修身，以及如何用礼法治国 |
17 | 阳货第十七 | 记录孔子论述仁德，阐发礼乐治国之道 |
18 | 微子第十八 | 记录古代圣贤事迹、孔子众人周游列国中的言行及周游途中世人对于乱世的看法 |
19 | 子张第十九 | 记录孔子和弟子们探讨求学为道的言论，弟子们对于孔子的敬仰赞颂 |
20 | 尧曰第二十 | 记录古代圣贤的言论和孔子对于为政的论述 |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60章。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书》系明姚士粦伪作）。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古代考试主要考“四书”与“五经”。欢迎关注公众号.诸子学.《孟子》一书共七篇，篇目有：（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孙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离娄》上、下，（五）《万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尽心》上、下。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之名则早始于汉武帝之时。六经，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始见于《庄子.天运篇》。《诗经》，作品别名《诗》《诗三百》《毛诗》《三百篇》，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手法上分为《赋》《比》《兴》。《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十五国风分别是：周南11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风19篇、鄘（yōng）风10篇、卫风10篇、王风10篇、郑风21篇、齐风11篇、魏风7篇、唐风12篇、秦风10篇、陈风10篇、桧风4篇（桧即“郐”kuài）、曹风4篇、豳（bīn）风7篇。《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雅》是周王朝国都附近的乐歌，共105篇。《雅》为周王畿内乐调。《大雅》主要歌颂周王室祖先乃至武王、宣王等之功绩，有些诗篇也反映了厉王、幽王的暴虐昏乱及其统治危机。《大雅》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前期，作者大都是贵族，谓高尚雅正等。旧训雅为正，谓诗歌之正声。《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共有74篇，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末年，以西周末年厉、宣、幽王时期为多。《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欢迎关注公众号.诸子学.《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颂》共有40篇。对于《颂》的释义，最早见于《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颂者”之下省略了“容也”二字。朱熹《诗集传》说：“颂”与“容”古字通用。据阮元《□经室集·释颂》的解释，“容”的意思是舞容，“美盛德之形容”，就是赞美“盛德”的舞蹈动作。如《周颂·维清》是祭祀文王的乐歌，《小序》说：“奏象舞也。”郑玄《毛诗传笺》说：“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就是把周文王用兵征讨刺伐时的情节、动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可以证明祭祀宗庙时不仅有歌，而且有舞，“载歌载舞”可以说是宗庙乐歌的特点。近代学者也多以为《颂》是宗庙祭祀之乐，其中有一部分是舞曲。《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尚书》相传为孔子整理、选编成一百篇，后经秦代焚书，损失很大。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弑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成书于汉代，相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礼记》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影响。（1）《曲礼》上、下篇所载大多是周礼的一些微文小节，如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之法等，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礼的相关内容。（2）《檀弓》上、下篇大多数是讨论丧礼的文字，基本是就事论事，互不关联，显得结构零散，其中一些章节，义理、文采俱佳。（3）《王制》记载古代王者治理天下之制，包括封国、爵禄、职官、祭祀、丧葬、巡狩、刑法、养老、选拔官吏、学校教育等方面的制度。（4）《月令》按一年十二月，逐月记载每月的天象特征和天子所宜居处、车马、衣服、饮食及所当实行的政令等；《曾子问》记曾子与孔子之间有关丧礼及行吉礼时遭丧变故应如何处理的问答之辞。（5）《曾子问》以孔子与曾子答问的方式，对丧制和丧服方面，作比较深入的特殊问题的讨论，以补仪礼之不备。（6）《文王世子》讲述太子的教育问题及有关教育制度、人才选拔的办法等（8）《礼器》论述了制礼、行礼的原则和各种表现形式，并说行礼要与所用器物相称。（9）《郊特牲》是一篇杂记诸礼和阐发礼义的文字，涉及较多的是祭祀礼。（10）《内则》记述家庭内的礼则，如侍奉父母、孝敬公婆，兼及饮食制度等。（11）《玉藻》记天子和诸侯的衣服、饮食、居处及其后、夫人、命妇的服制等。（12）《明堂位》记述周公于明堂朝诸侯之位、周公的功勋及鲁国因周公可用虞夏殷周四代礼乐服器和职官等，多为鲁人自夸之语。（13）《丧服小记》杂记丧服制度，偶及宗法制度和庙祭制度。（15）《少仪》类似《曲礼》，记琐碎细小的礼仪，如相见、宾主交接、洒扫、事君、侍食、问卜、御车等。（16）《学记》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的目的、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教学制度、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等，篇中强调尊师重教、教学相长、循序渐进、触类旁通、师德师风、择师之道等。（17）《乐记》是儒家关于乐论的经典性著作，论述了乐的产生和乐与礼、社会、人的关系以及乐对人类社会的作用等。（18）《杂记》上、下篇杂记诸侯以下至士之丧事，可补《仪礼·丧服》《士丧礼》之未备。（19）《丧大记》是一篇杂记国君、大夫、士丧礼的文字。（20）《祭法》记述祭祀的方法、对象、场所、原则及有关的祭祀制度、立社制度等。（21）《祭义》记述怎样通过祭祀来体现孝道和遵守悌道以敬顺长上等。（22）《祭统》从多方面来论述祭祀的意义，并记载了祭祀前应斋戒以及钟鼎铭文的性质、内容和意义等。（23）《经解》记述经书、天子之德、霸王之器和隆礼的重要意义。（24）《哀公问》全篇皆鲁哀公与孔子问答之辞，内容主要为问礼、问政等。（25）《仲尼燕居》是孔子与其三个学生谈论礼的问答之辞，以阐明礼的内容、本质、作用和行礼的重要意义。（26）《孔子闲居》是子夏和孔子讨论王者之德的问答之辞，阐述怎样的人才是老百姓的父母以及其必须具备的品德。（27）《坊记》是记述子思有关怎样防范人们违德失礼、不忠不孝、犯上乱伦、贪利忘义的言论。（29）《表记》记述君子行事的根本、仁与义的相互关系、仁和义的要素、虞夏商周的政教得失、事君之道、待人之道等。（30）《缁衣》围绕君臣之德、君臣之道和君臣关系来谈论治国之道。（32）《问丧》记有关父母始死人殓、送葬、虞祭等礼和殓、袒、拄杖的意义等。（34）《间传》记服丧者内心在外貌、语言、衣服上的表现及有关丧服之礼。（35）《三年问》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记述了为父母服丧三年的原因.（37）《投壶》专记投壶礼，记述主人与宾客宴饮之间：讲论才艺的投壶礼制。（38）《儒行》是孔子论述儒者德行的言论，由各种不同角度，说明儒者所特有的道德行为，藉以显示真正的儒者不同于凡俗的可贵之处。（39）《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该文先提出学习的目的在“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接着认为只有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后面文字均论述此主题。（40）《冠义》解释《仪礼·士冠礼》，进而说明冠礼所以成人的作用，及其影响社会政教的重要性。（41）《昏义》解释《仪礼·士昏礼》，进而说明婚礼能使家族长久兴盛团结的作用，及其影响社会政教的重要性。（42）《乡饮酒义》解释乡饮酒礼的意义，进而说明乡饮酒礼促使体认尊卑长幼、慕贤尚齿的作用，及其影响社会政教的重要性。（43）《射义》解释射礼的意义，进而说明射可以观德，故由射取士的作用，及其影响社会政教的重要性。（44）《燕义》解释《仪礼·燕礼》中某些仪节的设置原意，进而说明燕礼促使君臣一体，人和政通，及以威仪等差示民有常的教育作用。（45）《聘义》解释《仪礼·聘礼》中某些仪节的设置原意，进而说明聘礼所以使诸侯之间交相聘问、轻财重礼的作用。（46）《丧服四制》记述古代丧服制度所据以制定的四项原则，即恩（亲情）、理（义理）、节（节制）、权（权变），并将其同仁、义、礼、智四种德行结合起来论述。《大戴礼记》是西汉中期戴德编著的礼制著作。原有八十五篇，但今仅存三十九篇。前人据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引郑玄《六艺论》“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之语。成书于西汉末，作者为礼学家戴德（世称大戴）。《大戴礼记》原有八十五篇，但今仅存三十九篇。易经，是阐述天地世间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包括《连山》《归藏》《周易》三部易书，其中《连山》《归藏》已经失传，现存于世的只有《周易》。《周易》又称《易经》，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之原名就为《周易》，是对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和相应吉凶的判断，而传部含《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称之为“十翼”，是孔门弟子对《周易》经文的注解和对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论述。关于《乐经》的流传，有多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乐经》已亡于焚书坑儒中的秦火；另一种是认为，《周礼·春官宗伯章》之《大司乐》为《乐经》。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为《乐经》作有《乐记》，部分收录于小戴《礼记·乐记》之中。《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河间献王与毛生等所编《乐记》，只是一种辑录的替代品。······这种辑录的《乐记》，在《汉志》中称为《王禹记》，共二十四篇。”到刘向校书时，才找到真正的《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于是渐归亡佚了。《汉书·艺文志》是汉代时期改撰而成的文学作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这部最早的系统性书目，是班固撰写的，简称《汉志》，属于史志书目，为《汉书》十志之一。该作品是作者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的，仍存六艺、诸子、方技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另析“辑略”形成总序置于志首，叙述了先秦学术思想源流。其中删兵书十家，增《七略》完成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于西汉所撰写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总共著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书籍已大多被毁或失散。《春秋》是中国古代史类文学作品。又称《春秋经》《麟经》或《麟史》等。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作品，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记录了当时各方面的历史。《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共18万字。《公羊传》《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公羊传》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谷梁传》《谷梁传》，也被称作《穀梁传》、《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是战国时期谷梁赤所撰的儒家著作，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谷梁传》强调必须尊重君王的权威，但不限制王权；君臣各有职分，各有行为准则；主张必须严格对待贵贱尊卑之别，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但其对政治更迭、社会变动较为排斥。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之宝库。“制礼作乐”这一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阳完成的。《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其分工大致为：天官冢宰，大宰及以下共有63种职官，负责宫廷事务；地官司徒，大司徒及以下共78种职官，负责民政事务；春官宗伯，大宗伯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宗族事务；夏官司马，大司马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军事事务；秋官司寇，大司寇及以下共66种职官，负责刑罚事务；冬官百工，涉及制作方面共30种职官，负责营造事务。《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共十七篇。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秦之前篇目不详，汉初高堂生传仪礼。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是辞书类文学作品，最早收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载作者姓名。作品中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汉语词汇。它不仅是辞书之祖，还是典籍——经，被列入《十三经》中。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尔雅》是第一部词典，“尔”是“近”的意思（后来写作“迩”），“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汉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孝经》是中国古代汉族政治伦理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是阐述孝道和孝治思想的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历代儒客研习之核心书经。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孝经》，以孝为中心，为历代儒客尊崇，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指出孝是诸德之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孝经》首次将孝与忠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君主服务联系起来，认为“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身份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要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要求“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要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周礼·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礼】：礼节。 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礼者，不学“礼”无以立，《管子·牧民》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自古都有礼乐之官（司礼），孔子上代屡为司礼之官，孔子少即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在国家宗庙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设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衙曹，设立读祝官、赞礼郎、祀丞等礼仪官。如唐代设立有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六个部门，明代则设置太常司，太常司设卿，少卿，丞，典簿、协律郎、博士，赞礼郎。现代官方则设立外交部礼宾司( Concierge)负责国家之大礼，主管国家对外礼仪事项。涉外酒店则专门设有首席礼宾司职位（Chief Concierge），负责酒店礼宾事务。正式的首席礼宾司职业资格由国际金钥匙组织认证。【乐】：是六乐。六乐：指《云门大卷》、《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套乐舞。古代最早的礼仪性乐舞《云门大卷》。尧时有《咸池》。舜时有《大韶》。孔子自称其听过韶乐，大加赞赏，称其乐舞尽善尽美。禹时有《大夏》。商时有《大濩》。周时有《大武》。：《云门大卷》用于祭祀天神；《咸池》祭地神；《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濩》祭周始祖姜嫄；《大武》祭祀周代祖先。六乐流传到秦汉，只有《大韶》、《大武》二乐。有“礼” 则必有庆贺燕飨之“乐”，有庆贺燕飨之乐则必有五音宫商角徵羽伴奏，古代政府设立掌管音乐的官吏,并负责负责宫中庆贺燕飨之乐。历史记载孔子主要有三位老师，相传曾“ 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师襄, 春秋时期鲁国著名乐官, 孔子的老师之一，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史记》里说他“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唐代的梨园则设立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现代音乐则早已发展为一种文化产业。【射】：军事射箭技术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行之疾；襄尺，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射，“射”乃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孔夫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因此，“射”不但是杀敌卫国的技术，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的“射艺”包含两个主要运动：射箭和弹弓，春秋时期还发明了弩。其中射箭由于在军事和狩猎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历史上更受人们的重视。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曾经发现了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这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在开始使用弓箭了。唐代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度，在武举制度里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等等。如今的“射”艺，其实应该综容古今，包含现代的手枪、步枪、等实弹射击运动，也应该包括古代的射箭和弹弓，射弩。【御】：驾驭马车战车的技术 五御：鸣和鸾、逐水曲 、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周礼·地官·保氏》:"乃教之六艺……四曰五驭。"郑玄注:"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谓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过通道而驱驰自如；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御，“御”的范围就是驾驶，但是无论在现代和古代，都包含交通工具的“驾驶学”和政治、领导、和管理学领域的“驾驭学”。中国古代著名的案例包括“赵襄王学御于王子朝”和“田忌赛马”，这说明，驾驭之术不仅仅是一种斗勇，更是一种斗智，包含对某一问题在运筹学、驾驭学、领导学方面的综合最优化。【书】：书法（书写，识字，文字） 六书(周礼并未说明，后人的猜测可能是)：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注：转注、假借是识字方法 ，而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方法，其中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九十。）书，《汉书》首先谈到"六书"的具体名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管国子，教之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数】：数术又称术数，是计算、数学的技术。有《九章算术》。数，即数学之数，现代已经延伸为“数理化”之数。中国古代数学很早就已经很发达，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以汉代《九章算术》的出现为重要标志。古代数学家把数学的起源归于《周易》以及“河图洛书”，如宋朝时期著名大数学家秦九韶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而人事之变无不该，鬼神之情莫能隐矣。”六艺中的“数”应指自然、人文变化即“变数”。同上《黄帝内经》接受了中国古代唯物的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将人看作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宇宙万物皆是由其原初物质“气”形成的。在“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观念指导下，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老子在《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认为构成世界的原初物质是形而上者的“道”。宋钘、尹文将这种原初物质称之为“气”。《黄帝内经》受这些学说的影响，也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在天地未形成之先便有了气，充满太虚而运行不止，然后才生成宇宙万物 。这其实是揭示天体演化及生物发生等自然法则。在宇宙形成之先，就是太虚。太虚之中充满着本元之气，这些气便是天地万物化生的开始。由于气的运动，从此便有了星河、七曜，有了阴阳寒暑，有了万物。阴阳五行的运动，总统着大地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发生与发展。《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是相参相应的，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无时无刻不对人体发生影响。《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是说人和宇宙万物一样，是禀受天地之气而生、按照四时的法则而生长。人生天地之间，必须要依赖天地阴阳二气的运动和滋养才能生存。人体的内环境必须与自然界这个外环境相协调、相一致，这就要求人对自然要有很强的适应性。《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这显然是水液代谢方面对外环境的适应。人的脉象表现为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同样是由于人体气血对春夏秋冬不同气候变化所做出的适应性反应，以此达到与外环境的协调统一。如果人们违背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养生之道，就有可能产生病变 [101] 。就是一日之内、日夜之间，人体也会随天阳之气的盛衰而相应变化。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也会受到损害。人与自然这种相参相应的关系在《黄帝内经》中是随处可见的。无论是生理还是病理，无论是养生预防还是诊断与治疗，都离不开这种理论的指导。人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这在生命开始时已经决定了。具有生命力的父母之精相媾，也就是阴阳二气相媾，形成了生命体。生命体形成之后，阴阳二气存在于其中，互为存在的条件。相互联系、相互资生、相互转化，又相互斗争。从人体的组织结构上看，《黄帝内经》把人体看成是各个层次的阴阳对立统一体 ，还把每一脏、每一腑再分出阴阳，从而使每一层次，无论整体与局部、组织结构与生理功能都形成阴阳的对立统一。《黄帝内经》所说的五脏，实际上是指以肝心脾肺肾为核心的五大系统。 [6]以心为例：心居胸中，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主神明，主血脉，心合小肠，生血、荣色，其华在面，藏脉、舍神、开窍于舌、在志为喜。在谈心的生理、病理时，至少要从以上诸方面系统地加以考虑才不至于失之片面。因此可以每一脏都是一大系统，五大系统通过经络气血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体。这五大系统又按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相互协调、资生和抑制，在相对稳态的情况下，各系统按其固有的规律从事各种生命活动。《黄帝内经》否定超自然、超物质的神的存在，认识到生命现象来源于生命体自身的矛盾运动。认为阴阳二气是万物的胎始。对整个生物界，则认为天地万物和人都是天地阴阳二气交合的产物。阴阳二气是永恒运动的，其基本方式就是升降出入。《黄帝内经》把精看成是构成生命体的基本物质，也是生命的原动力。在《灵枢·经脉》还描绘了胚胎生命的发展过程：“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这种对生命物质属性和胚胎发育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黄帝内经》对于形体与精神的辩证统一关系做出了的说明，指出精神统一于形体，精神是由形体产生出来的生命运动。在先秦诸子中对神以及形神关系的认识，没有哪一家比《黄帝内经》的认识更清楚、更接近科学。关于形神必须统一、必须相得的论述颇多，如《灵枢·天年》 和《素问·上古天真论》。如果形神不统一、不相得，人就得死。如《素问·汤液醪醴》 和《素问·逆调论》。《黄帝内经》这种形神统一观点对中国古代哲学有非常大的贡献。《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是一部论述外感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典籍，作者是东汉末年张仲景，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原书失散后，经王叔和等人收集整理校勘，分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伤寒论》共10卷，专门论述伤寒类急性传染病。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医家等各方面的用药经验，对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全书共计收录了365种药物，正好与一年365日相合，这倒并非巧合，而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事实上，当时掌握的药物数量已经远超此数，但由于受到术数思想的影响，所以从中选取了365种药物，“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神农本草经》不止进行了药物的搜集工作，还有意识地对所收药物进行了分门别类工作，将365种药物按照上、中、下分为三类，这被称为“三品分类法”。分类的依据主要是药物的性能功效。《本经·序录》中即言：“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如人参、甘草、地黄、黄连、大枣等；“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需判别药性来使用，如百合、当归、龙眼、麻黄、白芷、黄芩等；“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神农本草经》中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药物理论，由此奠定了药物学的理论构架。此部分内容主要见于序录部分，相当于全书总论，虽然文字并不长，只有十三条，但已经涵盖了药物学的各个方面。以药物配伍为例，《神农本草经》中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所谓君臣佐使，本为社会中的不同阶层成员，有不同的职能与等级，药物学将其借用来说明药物在配伍中的不同角色，如上品药为君药，中品药为臣药，而下品药为佐使药。在组方时，应该充分考虑药物的特性，方中既要有君药、臣药，还要有起协助作用的佐使之药。其比例可按照一君、二臣、三佐、五使或一君、三臣、九佐使的原则来处理。在药物配伍中，两味或两味以上的药物用在一个方剂中，相互之间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的药物共同使用能发挥更大的功效，有的两药相遇一方会减小另一方的药性；有的药可以制约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有的两种药品本身均无毒，但如果两药相遇则会产生很大的毒性，不能同用等。《神农本草经》中共总结了七种关系，包括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认为对此“七情”要“合和视之”，这便是“七情和合”的配伍原则。《神农本草经》中对于所收录的各种药物的功效和主治疾病都进行了简要的记载与描述，这无疑是早期临床药学宝贵经验的总结。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研究都证明《神农本草经》中对于所载药物的功效认识大部分是正确的，其中许多药物至今仍然在临床广泛应用，比如人参补益、黄连止痢、麻黄定喘、常山截疟、大黄泻下等。而且各种药物主治疾病的种类也非常广泛，约有170余种，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此外，《神农本草经》中对于药物的性味、产地与采制、炮制方法，乃至用药原则和服药方法等都有涉及，极大地丰富了药物学的知识体系。《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托名“神农”所作，实成书于汉代，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已知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神农本草经》记载了365种药物的疗效，多数真实可靠，仍是临床常用药；它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能达170多种，对用药剂量、时间等都有具体规定，这也对中药学起到了奠基作用。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等。九流 ▪ 儒家 ▪ 道家 ▪ 阴阳家 ▪ 法家 ▪ 名家 ▪ 墨家 ▪ 纵横家 ▪ 杂家 ▪ 农家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前5世纪由孔子创立，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儒家在独尊儒术之前，和诸子百家地位平等。儒家主张对待长辈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言而有信，为官者清廉爱民，做人自知之明，尽分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上司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孝敬，“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有抱负且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家注重“人道大伦”，希望推衍“爱与敬”。儒家中道思想注重以人为本，以人性为主体，儒家“知天文、识旱涝”（章太炎语），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也是封建的根本。儒家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昂扬向上的学术流派，堪称民族脊梁。孔子、孟子、荀子（《荀子》）、董仲舒（《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程颐（《周易程氏传》《遗书》《易传》《经说》，被后人辑录为《程颐文集》。明代后期与程颢合编为《二程全书》，有中华书局校点本《二程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陆九渊（著有《象山先生全集》，近经整理为《陆九渊集》）、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儒家十三部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荀子》32篇
法家，诸子百家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期，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谓是“独步天下”。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管仲、姬侨、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剧辛、韩非、秦始皇、李斯、桑弘羊代表作品《管子》十九卷、《商君书》五卷、《申子》三卷、《慎子》十卷、《韩非子》二十卷、《新书》三卷、《正论》六卷、《法论》十卷、《政论》五卷、《阮子正论》、《世要论》十二卷、《陈子要言》十四卷、《蔡司徒难论》五卷等。《管子》一书原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托名春秋管仲著。总览《管子》全书，内容较为庞杂，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黄老道家思想，其思想特点是将道家、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为法治找到了哲学基础，又将道家思想切实地落实到了社会人事当中，这同三晋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区别的。《汉书》把《管子》分在道家类，《隋志》以后的类书却把它分在法家类。不同的归属恰好说明《管子》的思想特点。同时，黄老道家兼容并包，积极吸收儒、墨等学派的思想长处，将礼义和等级名分的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主张礼法结合，倡导确立严格的等级名分体系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规范。这些都适应了战国中期的时代需要，反映了齐国变法时期的政治实践。《商君书》论述了“强国弱民”，认为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人民，使之成为“弱民”，而不是“淫民”。商鞅认为国家的强势和人民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人民顺从法律、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但是，不要把“弱民”理解成“愚民”。《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共二十卷。全书由五十五篇独立的论文集辑而成，里面的典故大都出自韩非，除个别文章外，篇名均表示该文主旨。其学说的核心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术、势结合思想，秉持进化论的历史观，主张极端的功利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利害关系而仁爱教化辅之，强调以法治国，以利用人，对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善用寓言，其寓言经整理之后又辑为各种寓言集，如《内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等即是。《史记》中《论六家要旨》：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以柔弱因循为道的作用，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因为对道和无为的理解不同，所以内部又划分为不同派别，不同的学派之间思想重心也不同，或偏于治国，或偏于治身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每篇每个学派各不相同各，都其独特的风格与特点。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论体系，与《易传》所提出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类。老子认为是三生万物；孔子认为是阴阳、四象（老阴老阳、少阴少阳）生万物。欢迎关注公众号.诸子学.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学界习知明确的“道家”一词，资料是初见于汉初，如《史记·陈丞相世家》：“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汉人所谓的“道家”，虽然都从学术宗旨着眼，但至少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黄老、《老莱子》在内的道家，黄老是道家中最有影响者，这应该是当时人的通见；一类是外延更大的兼综各家之长的道家，这很可能只是司马氏父子等少数人的意见。道家的含义在后来有所流变。比如，从《汉书·艺文志》来看，讲阴谋的《太公》也属于道家；而到了东汉，则讲神仙方术者被称为道家。“道家”一词是后世追溯出来的，先秦无此名称，后世所谓的道家诸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于道家。老庄派为老学、庄学的合称。以自然为本，天性为尊，法天心而无心弗志而为，以清静而使人退欲消妄，以己之虚无澄他人之妄心而为。主张清虚自守，齐物而侍。以致“不为物累逍遥天下。”因其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精神家园。在汉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老子》“无为”思想为主旨的“黄老”思想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但时过境迁，儒学独尊后，道家成为在野之学。道家社会角色的变化使《庄子》的政治异端思想抬头，并和《老子》的自然观宇宙论结合，形成“老庄”思想。从此，以老庄为主流思想的道家以异端的姿态，从天道观、人生观和政治论诸方面向经学提出挑战，并给魏晋的思想界以深刻的影响。老庄学对社会政治异化及文化偏向的批判精神普遍存在于历代异端学者的思想言行之中，被他们引为同调，并成为他们批判不合理现实的精神武器。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王弼、郭象、嵇康、阮籍、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吴筠、傅山等。代表作：《老子》、《庄子》、《嵇康文集》、《阮籍文集》、《天随子》、《宗玄先生文集》、《傅山全书》、《各道家诸子典籍注疏》等等。黄老派主张身国同治，以两相自然为本，事因之而循之，物因之而动之，法天地之使万物自然，甚至不得不然而为，以无为谓之使物我自然，以使物我共逍遥，善于行不言之教，使人自化。主张“不贵治人贵治己”，因俗简礼，与时迁变，除衍存简，休养生息，成了历次大乱后政府的治世急救包，同时也与中国古代盛世关系密切。代表人物为老子、文子、列子、田骈、宋钘、尹文、鹖冠子、刘安、严遵等等。代表作：《老子》、《文子》、《列子》、《庄子》、《慎子》、《鹖冠子》、《淮南子》等等。杨朱派则主张全生避害、为我贵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不与物往以不染物性，无为以两不相累，两不相扰。另外,信仰"道"也不是信仰任何高高在上者,而是"道法自然",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代表人物杨朱、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等。春秋战国后，因不容于世，后湮灭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盘继承。代表作：著作多亡佚。大体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道家易》、《太一生水》、《文子》、《庄子》、 《列子》、 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经》、《道原经》)、《物则有形图》、《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鬻子》、《恒先》、《彭祖》、《三德》、《用曰》、《太公》、《辛甲》、《周训》、《凡物流形》、《尹文子》、《慎子》、《素书》、《守白论》、《鹖冠子》、《尸子》、《行气玉佩铭》、《关尹子》、《子华子》、《淮南子》、《老子指归》、《老子河上公章句》、《苻子》、《天随子》、《宗玄先生文集》、《化书》、《玄真子》 、《无能子》、《伯牙琴》、《逍遥咏二百首》、《须溪先生全集》、《道家佚书辑本十七种》、《庄元臣文集》、《傅山全书》、《老藏（《老子集成》）》、《各道家诸子典籍注疏》等等。四子真经是道家四大真人所著的书，为老子四配，道家四圣。楼观说经台配殿“四子堂”又名四圣殿。道教四大圣典。其乃通玄真人文子所撰著的《通玄真经》，冲虚真人列御寇所撰著的《冲虚真经》，南华真人庄周所撰著的《南华真经》，和洞灵真人庚桑楚撰著的《洞灵真经》。《庄子》对工具理性也进行了深刻批判。《庄子》进一步提出了“得意忘言”的观点。到了汉代以后，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因此《庄子》亦称《南华经》。其书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庄子》一书主要反映了庄子的批判哲学、艺术、美学、审美观等。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涉及哲学、人生、政治、社会、艺术、宇宙生成论等诸多方面。《庄子》一书反映了庄子的批判哲学、艺术、美学、审美观、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原有内篇七篇、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五十二篇，十余万言。郭象删减后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存三十三篇，大小寓言二百多个，六万五千九百二十字，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该书包罗万象，对宇宙生成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价值、批判哲学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庄子》约成书于先秦时期。《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全书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继承老子学说又发展了新说。他蔑视礼法权贵而倡言逍遥自由，内篇的《齐物论》《逍遥游》和《大宗师》集中反映了此种批判哲学思想。行文汪洋恣肆，瑰丽诡谲，意出尘外。庄子全书以超越精神、博物审美、批判思维为其特色。成玄英云：庄子“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明于理事。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故王叔岷先生认为，研习庄子当“破除内外杂篇观念。”《列子》是中国古代先秦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典籍，属于诸子学派著作，是一部智慧之书，它能开启人们心智，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录《列子》八篇，班固曰：列子“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该书按章节分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八篇，每一篇均由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寓道于事。《洞灵真经》即《庚桑子》，或称《亢仓子》《亢桑子》。《亢桑子》全书，以论道为中心，分为《全道》《用道》《政道》《君道》《臣道》《贤道》《训道》《农道》《兵道》九篇。 多方发挥老子思想。《全道》篇论养性全神之道，曰：“物也者，所以养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是故圣人之于声也，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捐之，此全性之道也。”又称“故圣人之制万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全矣。神全之人，不虑而通，不谋而当，精照无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此之为全道之人”。《用道》篇称高士之道为“咽气谷神，宰思损虑，超遥轻举，日精炼仙。”称人主之道为“清心省念，察验近习，务求才良，以安百姓”。《政道》篇谓：“政烦苛则人奸伪，政省一则人醇朴。”皆与《老子》之旨相合，故为道教一并崇奉。注本有何璨注三卷，收载《正统道藏》。真经刘向《七略》存《文子》九篇，《汉书·艺文志》录九卷。梁阮孝绪《七录》作十卷，《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为十二卷。该书以老子之言为教，特别强调以老子之道德论治国。《淮南子》著录共分为内二十一篇、中八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中篇养生，外篇杂说。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家，一般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嫦娥奔月”“塞翁失马”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后来他的著作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墨家，诸子百家之一，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其与“名家”、“数术家”等并列为先秦诸子百家中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的学派。儒家代表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道家代表人物）则归墨（墨子）”等语，证明了墨家思想曾经在中国的辉煌。杨墨本是硬币的两个面，故杨墨互补，然古往今来人们都以孟子“距杨墨”的一般思维方式评价杨墨，这是有失公允的。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钜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开始向科学研究领域靠拢。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儒家和墨家为“世之显学”，因为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兼之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学勾结政策，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灭绝；直到清末民初，学者们才从故纸堆中重新挖出墨家，并发现其进步性。近年来经过一些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学说中的一些有益观点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在东汉时的墨家著作尚存有八十六篇：·《墨子》七十一篇－－墨翟·《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随巢子》六篇－－墨翟弟子·《我子》一篇·《田俅子》三篇－－先韩子·《尹佚》二篇－－一名在成、康时期的周朝官员在所著是中国战国时期后期墨家的著作。指今本《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 6篇﹔《墨经》亦称《墨辩》﹐主要是讨论认识论﹑逻辑和自然科学的问题。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由于它是围绕着辩或辩论（论证）而展开的，所以也被称为墨辩逻辑。其逻辑思想和体系主要反映在《墨经》一书中。阴阳家，诸子百家之一，是盛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种哲学流派，齐国人邹衍是其创始人，阴阳家的学问被称为“阴阳说”，其核心内容是“阴阳五行”，阴阳学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称阴阳家的学问“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邹子》四十九篇。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右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名家，诸子百家之一，又称“讼者”“辩者”“察士”“刑名家”。中国严谨逻辑思想开创者，和西方逻辑思想之先锋亚里士多德同期。其与“墨家”、“数术家”等并列为先秦诸子百家中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的学派。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六家之一，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一。古代名家“辩者”以严谨逻辑思想而闻名。名家在中国开创了逻辑思想探究，包括对思想中最基本的元素 “实”与“名”和各命题关系的诠释，著名的命题包括“历物诸题”、“辩者诸事”等。邓析、公孙龙、东方朔、宋钘、尹文、惠施、鲁胜、吕才、叶适、傅山、程智等《邓析》二篇。郑人，与子产并时。《尹文子》一篇。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成公生》五篇。与黄公等同时。《惠子》一篇。名施，与庄子并时。《黄公》四篇。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毛公》九篇。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离谓》、《正名》、《审应》、《审分》、《听言》、《应言》、《淫辞》 《不屈》、《爱类》、《去尤》、《去宥》《申鉴》《中论》《政论》《士操》《形声论》《人物志》《土纬新书》《姚氏新书》《九州人士论》《通古人论》《刑名二篇》《无君论》《才性论》《去伐论》《声无哀乐论》《本无论》《周易略例》《老子指略》《道德论》杂家，诸子百家之一，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战国时期商鞅门客尸佼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显庞杂。“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纪昀在《杂家类叙》中则认为「杂之广义,无所不包」。杂家的代表人物，一是淮南王刘安（《淮南子》），另一是编撰《吕氏春秋》的吕不韦。杂家在历史上并未如何显赫，虽然号称“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实际上流传下来的思想不多，在思想史上也没有多少痕迹。现代科学越来越细化，“杂家”这称号，现在基本上说的就是此人没有专业本事，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杂家著作有《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等等。其中以《吕氏春秋》《淮南王》为代表著作。杂家著作而今只留下《吕氏春秋》、《淮南子》、《尸子》（原书已佚，今仅有后人辑本）三书。《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以道为主，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注释，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可以作为参考。《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等编著的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又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二十一篇。《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儒、法、阴阳五行等多家思想，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道”“气”等的学说和观点，同时还包含和保留了许多自然科学史的材料。尸子二十二篇，早佚。清代所行辑本共四种：震泽任兆麟本，元和惠栋本，阳湖孙星衍本，萧山汪继培本。汪本晚出，能参校三本。本书据汪本点校，附录诸家评论，并近人陶鸿庆《读诸子札记》卷十七《尸子》校语九条。主要思想为发展的宇宙观。在先秦老子、墨子后学、惠施思想中，都有宇宙观内容，论述也十分精辟。如老子提出“道”与“域” ，《墨经》有“久”、“宇”，惠施有“大—”、“小一”，使中国哲学思想，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但只有尸佼赋予“宇宙”以精切而简明的界说。他说：“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说明整个空间就是宇，整个时间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欢迎关注公众号.诸子学.农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学追尊神农为师，以农为国之本。颇类于今日欧洲之农业主义（agrarianism）。其学说影响深远，先秦时已有士农工商之说，“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历代皆重农轻商。《汉书·艺文志》列其为“九流”之一。战国时，农家代表人物有许行。许行，楚国人，无著作留传，生平事迹可见于《孟子》一书。生卒年不可考，约与孟子同时代。当时随行学生几十人，颇有影响，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弃儒学农，投入许行门下。《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当是许行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关于农家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和《爱类》等篇，以及《淮南子·齐俗训》。《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小说家 ，诸子百家之一，其书多已亡佚。据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说家所做的事以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等为主，然而小说家虽然自成一家，但被视为不入流者，故有“九流十家”之说。古中国小说家所著之书，今多已亡佚，故其学说，已难考查。班固写《汉书．艺文志》时，撮了今已亡佚的古书《七略》所录，将十五本著作编入“小说家”的名下，并以自己的理解作注解。分别是：书名 篇章数目 班固与唐侍郎颜师古，在艺文志上的注解《师旷》 六篇 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待诏臣饶心术》 二十五篇 武帝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 也，不 知其姓，武帝时时诏，作书，名曰《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 一篇 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虞初周说》 九百四十三篇 （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根据上述，列为小说家的作品十五家，共有一千三百八十篇章的著作。纵横家，是谋圣鬼谷子创立的学术流派。在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十家”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是指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可称为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谋划策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其祖鬼谷子，曾授苏、张、孙、庞四大弟子，皆战国时风云人物。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公孙衍和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据说其祖乃鬼谷子，战国时人，籍贯不详，以隐于鬼谷而得名。曾授苏、张、孙、庞四大弟子，皆战国时风云人物。其后习鬼谷纵横术者甚多，著名者十余人，如张仪、公孙衍、苏秦、甘茂、司马错、乐毅、范雎、蔡泽、邹忌、毛遂等，事皆详于《战国策》。欢迎关注公众号.诸子学.今仅存《鬼谷子》十三篇、《战国策》三十三篇（非其门徒著，主要是纵横谋士之言行，也可以为纵横家实战演习）、《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鬼谷子后附《本经阴符》七篇乃修身养性之法，本经意为基本纲领，阴符为隐秘的符言，非常神秘。唯读者可有悟但不能道出精髓，所谓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是也。《鬼谷子》一书理论非常详细俱体，也非常微妙，不是轻易可以说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这本书重在用，若学而不用，长久必有害。必边学边用边体味方可。《战国策》一书是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行都在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鬼谷子》，又名《捭阖策》。该书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转丸、胠乱）失传。《鬼谷子》下卷，有人称为外篇。"本"，是根本的意思。"本经"，主要讨论精神修养，"阴符"；《鬼谷子》上中卷十四篇（今存十二篇），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强调谋略的隐蔽性与变化莫测，历代对它的注解都不在少数；《本经阴符七术》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本经阴符七术》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养生之道，注重养性修德、养气、主静、制欲。鬼谷子养生学说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养生理论之一，《东周列国志》指出世传鬼谷子的四门学问之一就是“出世学”，即“修真养性，服食导引，祛病延年，冲举可俟。”但这些仅是传说，真正能代表鬼谷学派养生理论的，主要在《本经阴符七术》篇中，讲求修道养德，调神养气，并提出仿生导引、动静相宜的养生方法，下面简要归纳其中的养生方法。全书共三十三卷，分十二国的“策”论。内容以战国时期，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一些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描写人物形象逼真，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有相当影响。全书现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得以校补。后又经多次修订。现今所见《战国策》已远非东汉时期版本。关于兵家的起源，有人认为兵家源于九天玄女，有人认为兵家鼻祖是吕尚，也有人认为兵家源自法家，不过最让当代人信服的说法就是兵家始于兵家至圣孙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时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孙膑、吴起、尉缭、赵奢、白起，汉初张良、韩信等。今有兵家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握奇经》等。兵家著作中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握奇经》、《尉缭子》、《将苑》、《百战奇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又称《孙武兵法》或《吴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被誉为“兵学圣典”。现存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始计篇》也简称《计篇》，是《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本义是计算、估计，在这里指战前的战略谋划。作为《孙子兵法》的首篇，在一定程度可以视为孙子军事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它从宏观上对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军事等各项基本条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并对战争的发展进程和最终结局进行预测，尤其强调用兵前的周密谋划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其中，“慎战”是孙子指导战争实践的基本主张，“五事七计”是他用以预测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兵者，诡道也”则指出了用兵的要领，运用智谋。“慎战”、“五事七计”、“诡道十二术”等都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战略概念，属“庙算”的具体内容。第二篇《作战篇》讲的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及取用于敌，胜敌益强。“作”是“制造”“兴起”之意。“作战”这里不是指战争，而是指战争前的准备和筹划，属于“未战而庙算”的范畴。本篇继《计篇》之后，在“慎战论”思想的指导下，着重分析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依赖于经济，但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第三篇《谋攻篇》讲的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第四篇《军形篇》讲的是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第五篇《孙子兵法·兵势篇》讲的是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第六篇《虚实篇》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以多胜少。第七篇《军争篇》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第八篇《九变篇》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第九篇《行军篇》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第十篇《地形篇》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的要求。第十一篇《九地篇》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中古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仓公扁鹊：《汉书·艺文志》载《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均佚。现存《难经》系后人托名扁鹊之作。华佗：《青囊书》（已佚）、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二十六则、《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从现存佚文看，《华佗针灸经》所载腧穴名称及定位均与《黄帝明堂经》有较大不同。葛洪：《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神仙传》、《隐逸传》、《良吏传》、《集异传》各10卷，《移檄章表》30卷，《碑诔诗赋》100卷，《金匮药方》100卷，《抄经史百家言》310卷，《肘后备急方》4卷;此外尚有《抱朴子养生论》、《大丹问答》、《葛洪枕中记》、《稚川真人较正术》、《抱朴子神仙金沟经》、《葛稚川金本万灵论》以及托名刘歆撰的《西京杂记》等。以上著作大部分已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标名葛洪的著作13种。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他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十二论，伤寒禁忌十五条，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循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千金要方》三十卷，全书合方、论五千三百首，集方广泛，内容丰富，书中内容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分二百三十二门，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既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可谓是对唐代以前中医学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总结。《千金要方》是中国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巨著，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和贡献；并对日本、朝鲜医学之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千金要方》是中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药齐备。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千金要方》是对方剂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直至孙思邈的临床经验，历数百年的方剂成就，特别是源流各异的方剂用药，显示出孙思邈的博极医源和精湛医技。后人称《千金方》为方书之祖。《千金翼方》三十卷，是孙思邈晚年著作，系对《千金要方》的全面补充。全书分一百八十九门，合方、论、法二千九百余首，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痈、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尤以治疗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见疗效。书中收载的800余种药物当中，有200余种详细介绍了有关药物的采集和炮制等相关知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晋唐时期已经散失到民间的《伤寒论》条文收录其中，单独构成九、十两卷，成为唐代仅有的《伤寒论》研究性著作，对于《伤寒论》条文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传世；还有《命门考》《濒湖医案》《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天傀论》《白花蛇传》等，皆佚。《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锯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中国土木工匠的始祖。《考工记》出于《周礼》，《鲁班经》，宋朝喻皓《木经》李诫《营造法式》浑天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宇宙理论，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蛋丸，地如鸡中黄”，天内充满了水，天靠气支撑着，地则浮在水面上。浑仪和浑象是反映浑天说的仪器，即是“物化”和“浑天说”。历法，是为了配合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根据天象而制订的计算时间方法。数千年来，我国先民创造了多种历法。据《历代长术辑要》《历法通志》《中国历法制度沿革史》三书记载，有名称可考的中国古代历法有115种。所有的历法，都需要有一个历元，作为标记时间的开始。《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录农事的历书，收录于西汉戴德汇编《大戴礼记》第47篇。《太初历》《乾象历》《大明历》《皇极历》《大衍历》《宣明历》《统天历》《授时历》《崇祯历书》释--禅宗尚静悟，贵解脱，以入定为工夫，以参证为法门，能于此而有所悟入，而后性静心空，脱离一切挂碍。无挂碍斯无恐怖矣，无恐怖则神清，神清则气足，气足则应变无方、随机生巧。如是而后，明于法而不拘于法，沉其心而不动其气。从广义的角度来说，释家是信仰佛教的僧侣居士的统称，他们的生活世界是受佛教信仰所主导的。《如意宝轮王陀罗尼》《消灾吉祥神咒》《功德宝山神咒》《准提神咒》《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药师灌顶真言》《观音灵感真言》《七佛灭罪真言》《往生咒》《大吉祥天女咒》《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大般若经》《放光般若》《摩诃般若》《光赞般若》《道行般若》《学品般若》《胜天王所说般若》《仁王护国般若经》《实相般若》《文殊般若》。《维摩诘所说经》《圆觉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大宝积经》《大方等大集经》《楞伽经》《药师经》《地藏经》《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佛说阿弥陀经》《禅门日诵》《普庵咒》